40年前廣東魚價闖關傳奇

     廣東人喜歡吃魚，有“無魚不成宴”之說。每逢佳節，餐桌上不能缺少各式各樣的魚蝦，清蒸、煲湯、香煎……各種做法，無奇不有。

    唐宋以前，珠江三角洲很多地區都是面臨大海，地勢低洼。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據地區特點，因地制宜把低洼的土地挖深為塘，將泥土覆于四周成基，組成基、塘的生產形式。明末清初，興起“桑基魚塘”，把養魚業和蠶桑業的生產很好地結合起來，成為比較合理連環性生產體系，種桑養魚，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商品生產。清初的屈大均描繪珠江三角洲養魚的農民形象——“左手數魚，右手數錢”。

    一張魚票觸動省委開放市場

    1978年4月初，習仲勛當選為廣東省委第二書記，同年12月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。

    習仲勛剛到廣東工作的時候，市民們每人每月只有5角錢的魚票，還不能保證供應。當年的廣東省委交通科門口有個賣魚賣肉的副食店，有些人為了買到魚肉，凌晨兩三點就開始在黑黝黝的寒風中排隊。副食店七點半鐘才開門營業，買魚的隊伍長長的，人比魚還多。有市民把一張兌不了的魚票寄到習仲勛那里，表達不滿意見。

    這件事對習仲勛的刺激很大，他也早上五點多鐘起來，和群眾一樣去排隊，體驗人民群眾的生活，決心充當“第一個吃螃蟹”的角色。他在省委會議上說：“廣東四季長春，是魚米之鄉，魚米之鄉沒魚吃，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里的，現在都是香餑餑。這樣不行，一定要解放思想，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，要盡快提高群眾生活水平。”

    在習仲勛的領導下，廣東的價格改革從水產品流通管理體制開始。通過運用價值規律，廣東實行派購和議購相結合，對水產品實行產銷見面，隨行就市，議價成交，以搞活流通促進生產，吸引魚貨進城。

    一頓夜宵醞釀市場開放方案

    2013年1月初，筆者與相識了30年的廣州市水產局前局長陳景俠（1976年任副局長，1983年~1996年任局長）在一起，他回憶起30多年前，廣州能率先放開水產品市場，是因為有一位懂得價值規律作用的水產局長。

    1975年5月，與市第二商業局合署辦公的廣州市水產局分出，與廣州市水產供銷公司合署辦公，實行一套人員，兩個牌子，歸口廣州市財貿辦公室領導。1976年3月，長期在財貿部門工作的尹春晏，被任命為廣州市水產局黨委書記兼局長。水產局擔負廣州市區的水產品市場供應，對區縣漁業生產業務技術指導和發展海洋漁業生產的任務。

    尹春晏從調研中得出結論：沒有魚吃的根本問題在于市場關閉、價格管死，解決吃魚難的根本出路在于開放市場、搞活價格。尹春晏向分管財貿的市委常委、副市長左銘提出，能否抽一個時間聽他詳細說明：為什么要開放水產市場？開放水產市場怎么個做法？開放水產市場的利和弊在哪里？

    一個晚上，左銘約尹春晏到他家里談水產市場改革的問題，從晚飯后八點開始，一直談到凌晨一點鐘。尹春晏對左銘說：水產市場開放，是逐步進行。可以先把第三類產品即河鮮雜魚和小水產開放，第三類產品是非計劃產品，按照政策是可以開放的，開放這類產品，是有根據的，在政治上沒有問題的，也沒有什么太大風險的，而且利大于弊。放開市場，水產品就會有了，有總比沒有好啊！

    在左銘家，尹春晏和左銘談了4個多小時，誕生了一個歷史性的改革計劃。當時誰也沒想到，這對廣州乃至中國的市場價格開放都起了關鍵性作用。

    一間貨棧開啟鮮魚自由購銷

    廣州水產市場的改革開放，是從三類產品開始。第三類水產品是指生魚、鯽魚、塘虱、泥鰍這些魚，又稱河鮮雜魚，品種很多。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河網地區，河鮮雜魚的資源比較豐富。

    廣州市最先開放的水產品市場是在一德路，那里成為水產品的聚集地，辦起全國第一間水產品行欄貨棧——廣州河鮮貨棧，對河鮮雜魚實行自由購銷，隨行就市，議價成交。河鮮雜魚放開一段時間后，接著又辦起咸魚、塘魚、海鮮品貨桟，開展議購議銷。行欄貨棧的出現，對疏通商品流通渠道，減少流通環節，活躍城鄉物資交流起到良好作用，水產品豐富了起來。1979年3月，廣州市率先放開塘魚和冰鮮魚市場，允許計劃外水產品議價成交。慢慢地，水產市場不再只有三類產品，一些國家計劃調撥的產品也開始出現了，一些高檔水產品也出現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廣州水產品市場就出現了兩個價格：一個是計劃價格，就是“牌價”，另一個則是開放的水產市場的價格，就是“議價”。價格部分放開后，“議價”塘魚價格猛漲，每公斤從牌價1元升至議價7元。一時間人心浮動，投訴電話甚至打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室。塘魚產區也找上門，反映廣州放開水產品市場影響了產區的計劃收購，沖擊國家計劃。另外，有的水產門店也發生過把牌價魚賣高價、激起市民憤慨的現象。此時廣州有家著名的報紙，刊登了一張漫畫：一邊畫著計劃分配的水產品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邊畫著放開的水產品，琳瑯滿目，應有盡有。這給剛剛放開水產市場，增加了不少壓力。

    一次調研肯定開放市場成果

    1983年4月，廣東省副省長葉選平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、代理市長，7月任市長。當時，最先開放的水產市場出現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市民買到了魚，都非常高興，但是一掏腰包，比“牌價”魚多花不少錢，就很有意見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上市量越來越大，這時不僅郊區的小水產進入到市場，海產品也進入了市場，而且附近南海、順德的“四大家魚”也進入了一德路的水產市場，外省的產品也來了，于是反映也更大了，投訴也更多了。于是就有人反映到市委，有人甚至說廣州水產市場如繼續開放，將不再調撥水產品給廣州。

    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葉選平到水產局調研。據當年的水產局黨委書記尹春晏后來回憶，當時市水產局很緊張，怕市長下令關閉水產品市場，因為大家付出很大的努力才開放了水產品市場，關閉容易重新開放難，那么一切努力都白費了。葉選平最先來到一德路的河鮮雜魚購銷部，仔細聽取水產局匯報。大家見到市長的態度很好，感到市長是支持開放水產品市場的。最后，尹春晏提出：“我可不可以講講價值規律？”葉選平馬上引起了興趣，讓他說下去。尹春晏說：“我們國家承認價值規律，也說價值規律可以認識，可以利用，不能違背，違背價值規律就要受到懲罰，過去我們水產市場供應非常緊缺，就是違背了價值規律。”葉選平認真聽了這段話，最后說：“你把這個觀點向中央反映。”后來中央有人來調查廣州水產市場，尹春晏向他們反映了這個想法。

    對于魚價波動問題，葉選平說：1982年春節，魚價曾經漲到三元一斤，現在已經降到一塊八左右了，最便宜還出現過八角錢一斤。價格放了，“聞漲莫驚，聞降莫喜”，會有調節的，過喜過驚都不必。葉選平“聞漲莫驚，聞降莫喜”這一句話，讓筆者30年后仍然記住。也就是說，價高不一定是壞事，價高招遠客，價高能吸引外地的商品；而價低不一定是好事，價格太低，生產者吃虧，他就不生產了，消費者就買不到商品了。

    隨著計劃體制改革的進行，農村中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，農村中養魚的積極性也高了，水產品也越來越多。順德、南海等塘魚主產區的養魚戶在完成國家計劃任務后，多余的水產品可以到廣州市場賣。這就為在改革前沿的廣州市水產局，解除了后顧之憂。

    當年，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也多次過問廣州市場的物價，形勢緊張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打一次電話來詢問。對于中央領導對廣州物價的電話詢問，葉選平說：“看來中央很注意廣州的價格改革，我們一定要搞好。特別是價格問題要注意，要多收集群眾的反映。”市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導輿論，贏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。

    一個會議廣州經驗全國開花

    1982年12月13日~22日，農牧漁業部在北京召開重點省、市、自治區水產供銷工作會議，研究放寬水產品購銷政策，搞活流通渠道，安排好水產品市場供應，加快水產供銷企業體制改革步伐等問題。副部長肖鵬在開幕講話時說，廣州市保證每人每月2角錢的平價魚，每天還有30萬斤左右的議價魚上市，搞的比較活。水產局長孟憲德作會議總結，充分肯定廣州魚市場全面開放，他說，開放前，廣州水產市場上只有16個河鮮雜魚品種；開放后，已經發展到70多個品種，一天到晚都有鮮魚出售。群眾說，現在是要什么有什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既有整條的，也有零售的，既有鮮魚活蟹，又有魚丸蝦肉，品種繁多，花色齊全，應有盡有。他概括說：水產品購銷政策放寬之后，必然給水產品市場帶來興旺繁榮。

    1984年1月5日~14日，農牧漁業部在廣州召開全國城市水產品產銷工作會議。全國各大中城市主管副市長和水產部門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，與會代表200多人。當年，筆者還是個大齡青年，跟著領導撰寫廣東省發展水產養殖、保障市場供應的會議材料，有幸到廣州賓館參與這個高層次會議的有關活動，還陪著記者采訪農牧漁業部黨組成員、水產局長孟憲德和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，深深感到大家對廣州市開放水產品市場的充分肯定。

    聽了廣州介紹水產市場放開的經驗，有些同志怎么也不相信，懷疑是廣州人搞的“門面文章”。待到會議組織大家一起參觀海珠市場，農牧漁業部部長林乎加看到一池池活魚，十分高興，隨口問：“平日供應也達到這個水平嗎？”

    “一樣，完全一樣!”回答的不是陪同參觀的主人，而是上海市的副市長葉公琦。原來，他心中早有底了。參加會議的有27個大城市的副市長，他們為了得到真實情況，不約而同都跑到各市場看了好幾趟，原來認為行不通的領導面對事實，連聲說:“我們真服啦!”代表們還參觀了清平農貿市場、河鮮貨棧。

    會議圍繞如何解決大、中城市“吃魚難”的問題，研究發展漁業生產、搞好水產品保鮮加工、改革水產供銷體制、搞活水產品市場等有關方面的措施。林乎加在會上講話，他說：這是個現場會，以學習廣州的經驗為主，同時進行了各地的經驗交流。根據到會的同志們反映，認為最有說服力的是廣州把市場搞“活”的經驗，“活”價促產，以“活”吸引貨源，以“活”改善了供應，不只是生產發展了，還把各省的東西都吸引來了，市場上的魚不但是活的，而且要猛，他們叫“生猛”。這在其他城市都是少見的。結果是生產者滿意，消費者滿意，國家也不要增加補貼。搞水產工作的在其他不少地方都是挨罵的，廣州的同志也挨過罵，但現在不挨罵了，現在講好話了。我開了個市長座談會，許多同志發言中對照了一下，認為在放寬、搞活問題上，跟廣州的差距很大，表示回去后要學習廣州的經驗。

    會后，中共中央書記處責成農牧漁業部起草一個關于“放寬政策、加速發展水產業”的文件，農牧漁業部組成文件起草小組，通過深人調查，反復研究，易稿17次，歷時一年，并經中央書記處兩次聽取匯報和討論，最后定稿。1985年3月11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出《關于放寬政策、加速發展水產業的指示》。這是30多年來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第一次單獨為水產業發出的聯合指示。文件中把發展水產業作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，促進糧食轉化的一個戰略部署，確立了水產業的地位。在政策上，規定水產品價格全部放開，實行市場調節；規定產供銷、漁工商、內外貿可以綜合經營。這一系列方針、政策的調整，使中國漁業發展迎來了一個新高潮，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。

    一往無前從菜到糧全面放開

    水產品市場放開之后，廣州又放開了部分農副產品價格。1981年，廣州市對郊縣的鮮蛋大部分實行議購議銷，接著取消肉雞和鮮蛋的派購任務，放開價格；1983年，又取消了水果的派購任務，實行自由經營、議價成交。

    1984年11月，廣州市率先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全面改革蔬菜產銷體制，采取“三放”政策（放上市任務、放流通渠道、放購銷價格）。廣州蔬菜價格全面放開，價格上浮。有人說：“形勢大好，白菜三毛”（原來5分錢一斤）。甚至寫信告到中央，震動中南海。中央領導曾親自打電話來廣東詢問情況。但長痛不如短痛，廣州忍住“陣痛”，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，成功實現了價格“闖關”。

    放開菜價之后，由于廣州市的蔬菜價格高于其他地方，遠郊近縣和毗鄰省市的蔬菜源源不斷地流入廣州，湛江、江門、佛山等十多個縣市的蔬菜也紛紛出現在廣州市場，每天約有50萬斤，有時甚至多于郊區蔬菜的上市量。這又使貨多價平，導致廣州平抑物價的效果快于全國其他地方，不久之后，廣州的市場菜價甚至低于全國其他大城市，廣大市民成為受惠面最廣的階層。

    隨著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，廣州市政府取消了不準長途販運、不準農產品私人上市成交的禁令，實行國營、集體、個體一齊上，多渠道搞活流通的政策，既使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能及時賣出去，又敞開城門，吸引全國各地的農副產品流入廣州市場。這就豐富了市民的菜籃子，結束了廣州市民購買農副產品必須憑票的歷史。對農產品購銷體制的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，推動了商品農業的發展，生產者逐步習慣按市場需求安排生產，鮮活農產品產量大幅度增加，質量大大提高。

    1992年4月1日，報國務院批準，廣東省政府決定按照“計劃指導、放開價格，加強調控、搞活經營”的原則，把糧食購銷經營和價格放開，取消糧簿、糧票，告別了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，使糧食的購銷走上了市場調節的軌道。